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好久没有回家,近几年来，年迈的奶奶身体一直不好。前一周老姨带信叫我回家看看奶奶，她太想我的儿子了。但星期六还要加班没有回家，终于在这个星期六可以带着儿子回家了。当我们第一眼看到奶奶时，她流着泪对我说：“小乖你们终于回来了，再不回来，我可能就不能见你们一面了！”

      下午与奶奶聊天的时候，奶奶对我说：“我的日子恐怕不多了，等我死后别把葬在你爷爷那里，要把我葬在我的母亲（我的曾祖母）旁边，我的母亲一辈子孤苦伶仃，我要去陪伴她。”听着奶奶的话我情不自禁的流泪了。

      我童年许多快乐时光都是从奶奶那里获得的。记得那时我特别的谗，奶奶会不时给我一小份零食让我欣喜若狂。所以奶奶每次叫我做事我都是高兴的去做，而且都是出色的完成。由于父母对我们管教严格，而且每次做错事受到父母责罚的时候都是奶奶护着，所以我一直对奶奶特别依恋。记得有一次奶奶离家几天，我觉得很害怕，当她回来的时候我激动的抱着她的腿放声大哭！

      在我的印象中奶奶是最亲的人。她几乎从不对我发火，当我做错事的时候她总是轻声细语的给我们讲道理。

我总不能忘记那个下午奶奶用簸箕检黄豆，我和弟弟在她身边听她讲故事，听完一个我们有缠着她再讲一个。她又把以前讲过的故事在讲一遍，我和弟弟同样听的津津有味。到现在我还能重复那些故事。

我总不能忘记当我割了一篮子草回家时受到奶奶表扬而得到精美零食的情景。

       我无法想像奶奶逝去将对我的情感世界将会是怎样的损失，我对奶奶的那种情感依恋在我的生命中已经长成参天大树，已经无可替代。听着奶奶的话恐惧再次向我袭来。

奶奶啊我的奶奶！

      本来有许多话要说，可现在有不知所云。

感动的瞬间

文/孤笑

你走后的清晨，校园特别安静。

走到我的门前，

发现门上的钥匙还有你的体温，

我带着未醒的眼走进宿舍：

茶几上放着一杯未冷的水，

我端起那杯水，

水中是温柔的你！

此刻我从余梦中彻底走出。

宿舍因你而不再凌乱，

我因你而不再低沉。

可你却因我而伤心！

我这一瞬间的感动不是心血来潮，

而是现实的你对我的一次升华！

论快乐

文/孤笑

人人都渴望自己的生活充满快乐，谁也不希望自己在痛苦中生活。那么快乐到底是什么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第731页对快乐是这样解释的：感到幸福或满意：快乐的微笑/祝你生日快乐。这个定义远远不能满足我想对快乐全面认识的好奇。

那么快乐的本质是什么呢？我认为快了应该是人的需要得到满足的过程中的一种自我感觉。需要是个体对生理需求和社会需求的反映。需要的强度越大，在获得需要的过程中的快乐程度就越高。也就是说，人在获得不同层次的需要的同时也会获得不同层次的快乐。人的需要可分为：生理需要和社会需要。人为了生存、生命安全和繁殖后代，天生就有保持身体内部稳定（如食物和水量）的需要、躲避危险的需要和性的需要。若一个人在死里逃生后，他会感到快乐就是这个道理。社会需要又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如对食物的需要，对书、笔、电视机、电脑的需要。精神需要是人对精神生活的需要，包括人对事物认识的需要，学习的需要，交往的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美的需要，美的需要，道德的需要，成就的需要，等等。所谓名利双收就是既得到物质需要又得到精神需要。所以人的快乐是伴随着人的需要的。快乐的一切是由需要来决定的！

如果要获得一个需要而失败了就是痛苦，所以痛苦也是伴随需要而生长的。一些难以得到的需要在多次失败后得到，快乐就很强烈。感受的痛苦越深，得到的快乐就越强烈。快乐与痛苦其实是一对孪生兄弟。

一个人一生有许多的需要，有的得到有的得不到，所以人生中有快乐与痛苦。

快乐与诸多因素有关，如一个人的年龄、性别、种族、所处历史时期和环境、家庭条件、性格、兴趣爱好、受教育的程度、理想等等。例如一个婴儿在母亲的一个简单的手势就能感到快乐，而一个成年人却不能。一个饥饿的人突然吃上一顿包饭就会感到快乐，而一个长期生活优裕的人却不能体验这种快乐。

一个平凡的人，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要体验更多的快乐，我认为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多培养一些爱好，这样会多一些寻求快乐的途径。一些绝望的人，往往是认为自己的生活已经没有任何快乐了才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

研究脏话的经典巨著《脏话文化 史》

 “每当遇上新词典，我都用‘fuck’这个字当基本测试。我首先直接翻到F字部，找出‘fuck’，看看词典怎么说。如果书上的定义令人不满意，不符合我对这个字在现实生活中各种行动脉络里实际用法的了解，我会放下那本词典，另寻其他。因此，如果一本词典无法在这个字的定义上让我满意，我认为这表示它对其他字词的解释也不值得信赖。”
——鲁思·韦津利

  鲁思·韦津利（Ruth Wajnryb）出生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省，语言学家。2004年，她出版了一本书《脏话文化史》（Language Most Foul）。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第一，从来没有这样详细研究英语脏话的书；第二，从来没有这么大胆将脏话当成一门学问去研究。有书评这样评价这本书：“本书对脏话研究详尽，引人入胜，笔调幽默，充满有趣的历史和好笑的轶事。若要在此引用例句，恐将难以避免用上不雅之词，所以各位还是快去买这本他妈的书吧。”所以说，这本书称之为脏话“文化史”是十分够格的。

我们从小就受到大人的警告，不要说脏话。但这种警告就像暗示一样，实际上在提醒我们如何使用脏话。人们小时候最先学会的语言除了一些常用语之外，恐怕就算脏话掌握的最快了。所以，脏话伴随着我们成长，伴随着我们认知这个世界。但是，作为一种语言中的另类，由于它在使用过程中的敏感与禁忌，很少有人能正视脏话，并且去认真研究它。它无所不在，但却总让人讳莫如深。脏话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词汇是怎么诞生的，又是如何演变并赋予更多恶毒的指向，从来就没有人研究过。韦津利在书中也提到，想找一本专门介绍脏话历史的书籍很难。所以，作者能花时间写出这么一本书，确实是值得尊敬的——虽然内容涉及的都是最不值得尊敬的语言。

虽然这本书介绍的脏话来自英语语言范畴，但是从这些脏话发展史中不难看出，任何语言的脏话史都是相似的。比如，作者用了大篇幅介绍“fuck”这个词，《牛津英文词典》在上个世纪70年代才把英语里的“四字经”（比如fuck、shit、cunt）收录进去。而兰登书屋直到1987年才把“四字经”收进去。可见，脏话登入大雅之堂的道路是十分艰难的。

我顺手翻了一下我们出的词典，我手头上有两本《现代汉语词典》，一本是1996年版的，在这个版本中收录了“操”（cào）、“肏”这两个字，对“操”（cào）这个字的解释是同“肏”，而且还有“操蛋”一词的词条解释，不过这个解释词不达意，完全没有把“操蛋”的意思解释清楚，感觉十分操蛋。但是很奇怪的是，去年的新版本《现代汉语词典》则去掉了“操”（cào），我不明白“修现”后的词典为什么要倒退一步。我只好猜测大概是我们今天的时代变得不操蛋了，或者变得更操蛋了，或者是编撰词典的人都是一些操蛋的人，比较忌讳这个词，抑或是编撰词典的人都不操蛋，有语言洁癖……总之让我浮想联翩的，但仍然不明白为什么随着时代的进步，“操蛋”一词怎么从词典里消失了，在新版本的各种宣传中也没有作出明确的解释。我又翻看了另一本《新华词典》。据说这本词典为了与《现代汉语词典》竞争，在某些词汇收录上十分前卫和大胆，但是当我翻到“操”这个词所在的页码时，它让我非常失望，居然没有“操”（cào），更别说“肏”了，这真是一本操蛋的词典。其实想一想也挺正常，英语词典里对一些脏词的收录都很慎重，更何况从来都是以道貌岸然为荣的中国呢。

(1996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

（2005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

（2001年版的《新华词典》）

韦津利把脏话分为如下几类，这主要是为了便于阅读此书。不过，她在定义脏话的核心条件时，列举了这么几种前提：
第一、这个词必须有冒犯性，“桌子”“树”不能当咒骂词，因为冒犯不了任何人。
第二、咒骂词需要特定的冒犯性，不能太温和。
第三、该语句必须触犯一项禁忌，把任何一样被视为私密的活动拉到公众领域。
第四、咒骂词必须有意造成听者的震惊或愤怒或不自在。
第五、该字词必须实际存在。
第六、仅仅“实际存在的东西”并不够，它必须是众人广泛同意为“粘湿恶心的东西”。

具备了这些，基本上就是脏话了。

另外，古今中外的脏话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常用的最狠的脏话基本上都包含爆破音，比我们常说的“操”“靠”以及英文里的“fuck”“shit”“motherfucker”“cocksucker”等，因为是脏话，用于情绪异常激动或常用词难于表达自己情绪时用的一种词汇，所以爆破音有助于情绪的表达，能加重这个词的情绪份量。

在《脏话文化史》这本书里，作者列举了一打英语里最常见的脏话（她称之为“十二脏肖”），比如fuck、cunt、shit、piss、bugger、bloody、arse、damn、hell、fart、crap、dick。

在英语里，最活跃的脏词非“fuck”莫属了，韦津利说：“对于fuck的公开讨论，就像放在一旁炉子上小火慢炖，不时会沸腾起来表示激愤，但现在不像以前那么严重。若说fuck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那就是它无所不在。有些人认为它的流行是由于道德的败坏，把它跟青少年未婚怀孕、毒品泛滥、识字水平每况愈下、同性恋婚姻等等归为同一类。另有些人则认为，这个字已经远离原来它指称的动作，使其力度大大减退。事实上，fuck似乎不但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字义，而且，作为一个强化语，它也不再有强化语气的效果。换言之，如今要好几个fuck才能达到一个fuck在十年前能达到的效果。”

再看看我们的特产“操”，命运跟“fuck”一模一样。比如“我操”，它基本上表示的是“惊讶”“感叹”“欣喜”“悲伤”……总之，任何在当时语境下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汇来表达那一瞬间情感的词汇，都可以用“我操”来代替。英语里，因fuck衍生出的词义跟汉语的“操”也十分类似。韦津利举了这么一个例子：

A：你有没有听说，18号星期六那天罗德甩了琴米？
B：操！不会吧。真的吗？
A：对啊，我是这么听说的。
B：我的天哪。操！谁告诉你的？
A：辛西娅。她当时在场。
B：操！真够烂的！操！
A：对啊，琴米真的很难过。
B：操，对啊!谁不会啊！
A：对啊。
B：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操，真糟糕。

在上面这段对话中，B用了好几个“操”，“操”在这段对话里发挥的功能是“惊叹号”，当然也有停顿功能，它没有任何该字实际所指的意义。这就跟老六平时说的那句“哦，天哪，天哪，天哪”意思差不多。同样，中国有这么一个笑话，讲的也是跟“操”有关系。说世界上举行一个讲故事大会，要求参赛者用最简短的话讲述一个最复杂的故事，结果一个中国人获得了冠军。这个中国人讲述了一个人在周末骑着自行车去郊外玩，骑车上山，看到了山上山下的风景以及看到风景是激动和开心的表情。下山时，由于自行车闸失灵，导致他不慎摔到了沟里。这个故事从头到尾只有两个字“我操”。不信你可以用表情和动作给你的朋友讲这个故事，从头到尾只用“我操”两个字，他们肯定都能听清楚这个故事的全部内容。

还有，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有个情节，马晓军拿着望远镜无意中看到了历史老师上厕所的过程。这时候，马晓军的台词也只有“我操”这两个字，他一共说了六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但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每一遍语气、重音、长短音都不一样，但是它比更多的语言都精彩，因为观众都能看明白马晓军的情绪与心理变化。你会问，这是为什么呢？“操”这个词在发展过程中被赋予了太多意义，它已经像变色龙一样，不仅是语言中最活跃的词汇，也是随时可以赋予它任何意思的词汇，因为脏话每个人都会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而自己的理解别人也恰恰都能明白。当一个脏词用到这份儿上，基本上也就不脏了。

不过，“操”字并非完全纯洁化了，有时候仍然能显示出它恶毒的一面，比如用在“操你妈”“操你奶奶”“操你姥姥”之类的词句当中，就会原形毕露。中国人的传统是长者为尊，所以骂人的时候，尽可能去侮辱对方的长辈，以达到侮辱的目的。所以，你很少听到“操你姐姐”“操你妹妹”之类的脏话。不过，北京人例外，他们造出了一个在全国其他地区都鲜用的脏话：“操你大爷”，这句话大概源于另一句程度较轻的咒语“你大爷”，前面加上一个“操”，实在是显得不伦不类。如果骂人的是一个女性，似乎挺合理，但是被骂的一方的大爷就占便宜了，平白无故的享受到一个女性带来的性交乐趣，估计被骂一方对此也无异议。但是如果骂人的是男性，就有点奇怪了，您是不是有同志倾向呢？事实上，中国人在骂人的时候，基本上不会怎么过脑子，怎么痛快怎么来，即便把自己搁进去，也在所不辞。当然，北方还流行一句脏话“完蛋操”，在这里，“操”是为了更进一步修饰“完蛋”的程度而已。

关于“fuck”这个词是怎么来的，《脏话文化史》里面也论证了很大篇幅，但是也很难考证出它的出处，甚至这个词可能源于拉丁语、德语、古荷兰语、挪威语或瑞士语。不过，最常见的一种解释是“fuck”是“For Unlawful Carnal Knowledge”（代表不合法的肉体知识）的缩写。还有一种说法，在中古世纪，偷尝禁果的女孩一旦事发，就会被处以游行示众，宣读公告的人会顿挫地喊出F.U.C.K，围观的人都明白这个缩略语的意思——“Found Unlawful Carnal Knowledge”（被发现处于肉体知识之下）。不过这种解释也有点牵强。“fuck”在19世纪末还常常用于表达情绪的字眼，但是到了上世纪60年代，它的应用更加广泛了，甚至有家服装品牌干脆用“FCUK”（因为这家公司的名字是French Connection United Kingdom），起这个名字的人纯属故意。你说当你穿着这家公司的衣服出现在众人面前，知情者除了会心一笑之外，还会有厌恶的反应吗？

“操”不是脏话里最脏的，因为它太常用，而且语义变化太大，所以它变得越来越纯洁了。真正脏的也不是“屎”“尿”之类容易引起人们心理反感的字词，而是“屄”这个词。通常我们像用“操”一样，鲜用“肏”，“屄”也一样，我们常用的是“逼”。

操与逼可谓脏话里的一阳一阴，它形象地浓缩了万物生灵的最基本特征。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不管脏话如何变化发展，“逼”这个字的肮脏分量一直没有改变。语言学家把这个字描述成“一个人能被骂的最难听的话”，性别歧视者称之为“一样恶劣的东西恶劣名称”。由于“逼”这个词从一出现就背负不誉之名，所以，追溯它的起源就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很少有史料记载它的出现过程。虽然作者也在书中探讨了“逼”的起源，但是仍无法用史实来说明这个字的来龙去脉。18世纪的时候，“逼”这个字不能乱使用的，用了就是非法，除非重新再版的古代经典作品。直到1965年《企鹅英文词典》才收录了这个词。直到今天，这个词用起来仍就是那么咄咄“逼”人。

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有一段对话：
“逼是什么？”她说。
“她不知道吗？逼！就是你下面那儿，我进去那儿时得到的东西，那就是它，整个儿的。”
“整个儿的。”她逗他。“逼！那就是跟操一样喽。”
“不对，不对！操只是做那档事。动物也会操。但逼不只是那样……”

劳伦斯用心良苦，他试图冲破一种禁忌，来为“逼”下一个定义。结果引起了一场有关猥亵定义的官司。

不过，关于这个最难听最狠的字眼儿，有时候也会产生一种麻木效果，韦津利写道：“我听说，在舞台剧《阴道的独白》演出过程中，演员要求观众一再重复念诵‘逼’字，以减低他们的敏感程度。另一个类似的情况是，我听说数年前ABC的广播节目讨论一样名为《我的逼》的艺术品。可以想象，要讨论一样的艺术作品，很难不提它的名字。然而听众无法听出引号或者表示专有名词的大写字母，因此节目中的受访者非常尴尬地意识到，听众可能把这名称听成单指个人的‘我的逼’。然而，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在访问讨论过程中，这个字被用了太多次——事实上是几百次——因此到最后，上节目的人对它的力道和效果都已经没什么感觉。我们可以说，由于过度曝光，‘逼’获致了普通字词的性质和质地。事实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案开庭审理时，前来作证的许多重要文坛人物中，有一人便曾说，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他发现那些猥亵的字眼‘愈用就愈得到净化’。”

相比之下，“逼”这个字在汉语里面的命运要比英语里好的多，因为中国人在制造脏话方面的智慧远远要比外国人强，既然“逼”是名词，那么，我们可以在它的前面加上动词、形容词，于是，关于“逼”的汉语语汇就变得丰富了，比如“傻逼”、“牛逼”、“歇逼”，还有“得逼”“叨逼”“小逼崽子”以及专门形容周杰伦的名词“二逼”……关于“逼”的灵活运用，中国人已经远远超英赶美了。在汉语里面，“逼”这个字的禁忌程度也远远低于英语，因为这个字出现在我们日常话语中，多少跟女性生殖器没什么关系了，它逐渐转变成修饰性或加重某种情绪、语气的“虚名词”。不过，关于丰富多彩的“逼文化”，主要还是集中在中国北方地区（尤以北京为甚），对于外地的逼是怎么用的，本人不太了解，想必是有其他类似的词汇可以替代的。

老罗给他自己的博客名字取名“傻逼老愤青”，很少看见有人自称“傻逼”。不过，老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了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名字：“我被一些傻逼逼的受不了了，就写文章批评他们的傻逼。我觉得因为大家本来就是观念对立的非同路人，所以互相觉得对方傻逼是很正常也很自然的事情。结果我的读者中的很多傻逼问我，你凭什么说人家是傻逼？！别人这么说你你会怎么想？！为了让他们知道我怎么想，我就自称傻逼了。”这叫以逼还逼，但很明显，两种“傻逼”的意思是有差异的。

当然，上述说明只是“逼”这个字在使用种相对中性的一面，这并不能掩盖它在活跃的汉语脏话文化中恶毒的一面。我是东北人，在东北，“逼”这个字往往用在最狠的地方，比如“骚逼”“臭逼”“妈了个逼”“骂了个臭逼”“小逼养的”……相对程度较轻的一种说法是“妈了个疤子的”，这是张作霖的口头禅，实际上“疤子”仍然指的是女性生殖器。我记得一九八几年，中国足球队参加在西亚举行的亚洲杯比赛，当时的对手好像是韩国队（记不太清楚了），中国队的前锋是来自辽宁的马林。一次，他在对方禁区准备射门的时候被对方破坏，于是马林很懊丧。恰好这时候镜头对准了他给了个脸部特写，马林当时回头嘟囔了一句话，当时看球的有几个东北人，大家从他的口型立刻看出来他骂了一句东北人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便异口同声地说：“骂了个臭逼的。”（关于这段典故，有心人可以跟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联系核实）。所以说，东北人在对“逼”的使用上，可以说是脏到了极致。从脏话的特征上也不妨能看出，为什么东北男人大男子主义的特别多。我想，如果《脏话文化史》的作者韦津利到我国东北去体验一下生活，采采凤，她又能写出一本书来。

有一次，我在北京的一个香烟店里买烟，店主是个三十多岁的东北妇女，我进去的时候她正在打电话，另一个伙计在招呼客人，我从掏钱到拿到一盒香烟到最后伙计找我零钱，前后的时间不超过30秒钟，但是就在这短短30秒以内，我听到那位中年妇女说了一连串没有语法逻辑和实际内容的脏话，显然，电话的另一头是一个被她诅咒的对象：“你这个杂种操的王八犊子什么鸡巴东西我告诉你这个欠操的王八羔子臭逼养的出门就让车压死混蛋玩意儿……”这是典型的东北人骂街的方式，从头到尾基本上脏话罗列，没有实际含义，用叠加的方式和简单的虚词过渡，来强调口腔快感，这种连珠炮似的骂街方式目的是坚决不给对方反击的时间。所以说，在东北，尤其是妇女骂街，如果不事先熟练掌握100种以上的脏话和巨大的肺活量，最好别开口。而在《脏话文化史》一书中，韦津利举的最复杂的例子也不过是“You fucking fuck,fuck you”（出自电影《蓝丝绒》中的一句台词），或者“我操他妈的要杀了那个操他妈的家伙。操他妈的王八蛋怎么敢跟我他妈的老婆性交？”这在我们东北人面前，算什么啊，脏话一点花样都没有。所以说，我们就能拍出《花样年华》，美国人只会花样滑冰。

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从微软的Office字处理软件中得到证实，如果你故意把“cunt”打错，它会有提示，但是绝对不会在提示的正确词汇里出现“cunt”。韦津利说比尔·盖茨是拿肥皂洗全世界讲英文的人的嘴。其实不光是比尔·盖茨，我以前在《不许联想》这篇文字中也提到过，现今我们的各类输入法似乎都是删节版。每当我是用一个新输入法的时候，我就像韦津利拿起一本词典找到“Fuck”一样，我一定要先输入“傻逼”、“操蛋”之类的脏话，来检验这个输入法是否人性化，结果大多输入法让我感到失望。现今，很多英文出版物上都使用“*”来规避一些敏感词，比如“f**k”“s**t”“c**t”，这种用法最早出现在1785年，弗朗西斯·格罗斯编写的《标准粗口词典》第一次给脏词打上了马赛克。中国人智商也不低，你用“*”，我用“×”，异曲同工。这叫“落霞与孤鹜齐飞，星号共叉叉一色”。

其实，英语中的很多脏话和汉语中的脏话都很相似，前面介绍了“fuck”和“操”在很多地方相似之处，还有一个词也和我们的常用词（主要在北京地区）相似，这就是“bastard”，这个次我们可以翻译成“杂种”、“王八蛋”，这个词更深一层的意思是“非婚生子女”。《朗文当代英文词典》对这个字的解释是：①俚语，用来骂你所讨厌的人，尤其是男性。②口语，侮辱或开玩笑地说法，用以称呼男性。③英式用法，指造成问题的困难或事物。④旧式用法，指出生时其父母并未成婚的人。这个词跟北京人常挂在嘴边上的“丫”“丫挺”何其相似啊。在旧北京，“丫”（或“丫挺”）实际上是“丫头养的”的意思，北京人说片汤话，很多字都给吞进去了，说快了就变成了“丫挺的”，更进一步就简化成了“丫”或“丫的”。但是，“丫”（或“丫挺”）的命运跟很多脏词一样，随着它被人频繁的使用，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思，它的咒骂与侮辱程度已经不如30年代老北京时期的效果了。如果说用十个“fuck”能达到十年前用一个“fuck”的效果，那么你要用一百个“丫”（或“丫挺”）也达不到30年代老北京人用这个词的效果了，因为它早就退化成一个清洁干净的虚词了。现在的年轻人更多不知道这个词的原意，只是听到别人使用，感觉时髦或是在表达某种意思的时候可以加重语气或渲染情绪，所以才频繁使用。举个例子，如果你（今年15岁）在你父母前面使用这个词，他们不会感到震惊。但是，如果你在你爷爷奶奶面前使用这个词，估计能气的他们犯心脏病。

最后再讲一点，也是韦津利在她这本书里强调的一点，就是很多脏话实际上在发展变化中都给赋予了很多性别歧视色彩，她认为，男人语义领域包含的大量词语意思多半是正面或中性的，比如guy、bloke、chap、fellow等，但表示女人的词汇负面的很多，尤其是充满性意味、非难的道德色彩或侮辱性的字眼俯仰皆是：马子、娘们、贱人、婆娘、情妇、小妞、母夜叉、泼妇、婊子、丫头、悍妇、蜜桃、祸水、浪女、破鞋、荡妇……韦津利指出，最早“破鞋”（wench）“荡妇”(harlot)在使用中并没有限定性别，也没有贬义，但是恶化语义使这些词汇不仅变成了贬义，还用在女人身上。这一点，跟中国男人称呼自己的妻子的词汇异曲同工，比如“糟糠”“贱内”“拙荆”“内人”……置于汉语脏话里面对女人所指的词汇一点不逊色于英语，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韦津利说：“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变成骂人的话。”相反，在英语里，女人骂男人时使用的字眼十分有限，基本上是“鸡巴”“鸡巴头”“屁眼”“狗娘养的”“娘娘腔”“王八蛋”“种马”（这个词是在骂男人吗），指的也大都是对方的人格令人讨厌而已，而不像男人骂女人那样，会把女人分为恶魔般的女人（巫婆、母夜叉）、具有侵略性不像女人的女人（悍妇/泼妇）、被诅咒成禽兽的女人（母狗/母牛）、作为享用品的女人（蜜桃/骚货）、作为嫌恶对象的女人（脏货/淫妇）……这样丰富的语汇说明了什么？说明这个世界不仅是男性统治的，连词汇都是由男性掌控的。比如我们常说的“肏”，这个汉字十分形象地说明了这个动词的动作与从属关系，男性插入到女性的阴道里叫“肏”，女性在使用这个词是天生就是被动的，不管她说了多少个“肏”都无法改变这个词义的主动与被动的关系。事实上，是夏娃勾引了亚当，夏娃看似主动，但仍是被动。上帝就是这样，造人的时候实际上就造出了“肏”。

写得够长了，就此打住。我不是研究语言学的，只是因为我跟你差不多，常常使用脏话，所以看了这本《脏话文化史》之后有些感触，写成了这么一篇文字，但愿这些刺眼的字眼不会冒犯你，如果我真的冒犯了你，我想唯一能解决的办法就是你赶快学会说脏话。

好，下面请欣赏名人脏言录：
★我他妈是怎么想出这个定理的？——毕达哥拉斯

★我想操他妈的不会下雨吧，你说呢？——圣女贞德

★这幅操蛋的画明明就很像她。——毕加索

★你让我在这操蛋的天花板上画什么？——米开朗琪罗

★有很多人要他妈的人头落地了？——安·波林（亨利八世的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一世之母）

★他妈的这么多水是哪儿来的？——爱德华·约翰·史密斯（泰坦尼克号船长）

★随便哪个操蛋的白痴都懂。——爱因斯坦

★他妈的我们到底在哪儿？——艾梅莉亚·厄哈特（第一位独立飞越大西洋的美国飞行家）

★你们他妈的都准备好了吗？——麦当娜

★为什么？因为操蛋的山在那里啊。——埃德蒙·希拉里（新西兰登山探险家）

★操他妈的谁会发现？——理查德·尼克松

★这不是他妈的真枪吧？——约翰·列农

★没关系啦，这里只有我和你，没他妈什么人知道。——比尔·克林顿

★他妈的那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到底在哪儿？——乔治·W·布什

★我他妈真想抽你！——冯小刚

★文坛是个屁，谁都別裝逼。——韩寒

★我操，我晕船晕的紧。——厉娜

 由三权分立想到苏联的高度集权

文/孤笑

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查理﹒路易﹒孟德斯鸠在1748年，发表他最重要的也是影响最大的著作《论法的精神》。这是一部综合性的政治学著作。在这部学著指出：“在政体有三种类型：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共和体制就是全体人民或部分人民拥有最高权力的体制；君主政体意味着只有一个人统治国家，只不过遵循业已建立和确定的法律；至于专制政体非但毫无法律与规章，而且由独自一人按照自己的意志以及变化无常的情绪领导国家的一切。”为了避免专制政体，所以他认为：只有把国家权力重新划分，即实行三权分立，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把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开，并保证它们相互制约；三权中任何两种权力集中在一个机构中，都将造成破坏法律的严重后果。把立法权交给人民代表机关，国王作为行政机关的首脑，而司法权则交给法庭。

在后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中基本上这样评价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原则是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也是资产阶级对能够体现自由、民主原则的新政治体制的理论探索。这一主张后来成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三权分立政治体制的理论依据。”但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政治体制也没有脱离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这使我想起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高度集权。

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也称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斯大林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1．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党（1）苏联共产党的领导，苏联共产党——1952年苏共19大前称“联共（布）——是整个国家的领导核心。苏联共产党领导的内容包括：第一，政治领导。由苏联共产党来制定国家的发展方向，政府的方针政策。第二，组织领导。由苏联共产党为国家和政府部门挑选和输送领导干部，保证党的政治领导得以实现。第三，由苏联共产党对国家和政府机构实行监督和检查，确保党的政治领导。（2）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斯大林强调，党的领导是“具体的和实际的领导”，是“管理国家”。他认为，执政党的口号“具有法律效力，应当立即执行”。国家组织和社会团体的“作用愈大，它们对党的压力就愈显著，它们就愈顽强地力图削弱党的领导”。所以，党的领导应当是具体的和实际的领导，而不是抽象的一般领导。2．党的权力集中于党中央。（1）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权力被削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力进一步扩大。（2）限制党内民主和频繁清党。（3）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权力被削弱。3．党中央的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总书记。党的权力集中于中央，不是集中于中央委员会，而是集中于政治局和书记处，最终集中于总书记，形成总书记个人专权的局面。4．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度。为了保证党的组织领导，实行共产党集中统一管理干部和任命干部，确保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度自十月革命后就已开始，一直延续到苏联共产党丧失政权。5．地位特殊的国家安全机关。（1）国家安全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组成部分。列宁时期称之为全俄严肃反委员会，1922年改称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该部下设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斯大林时代，国家安全机关地位特殊，权力畸形膨胀，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不受党和国家机关监督。（2）国家安全机关有一整套行使司法权力的“特别程序”。国家安全机关可以逮捕任何党政干部，包揽了从逮捕、审判、处死的整个司法权力。按“特别程序”规定，对国事罪案件的侦察和审理可以不按正常诉讼程序进行。1934年12月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规定：对这类刑事恐怖案件的侦察和审理程序——这类案件的侦察工作不能超过10天；起诉书在开庭审判前一天交给被告；原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和赦免请求；极刑判决宣布后立即执行。（3）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设的“特别会议”。1934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设的“特别会议”也是一个非诉讼的特别机构，集中行使公安、检察、法院三方面的权力。内务部“特别会议”有权“对被认为是危害社会的人”实施流放、驱逐出境、监禁等处罚。内务部在边疆区和州还设有基层机构——“三人小组”。（4）国家安全机关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整套庞大的组织机构，还有一支数十万的装备精良的内务部队。6．党和国家的管理机构膨胀，监督机制软弱低效。（1）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必然带来管理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效率低下。（2）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党和中央政府，权力失去制约和平衡，对党政部门和行使权力干部的监督必然显得苍白无力。7．限制加盟共和国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实行“代理人”治国。总之，斯大林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特点是：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党，党的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中央的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

在说一下这种“高度集权”下的大清洗：“大清洗”的对象主要不是普通老百姓，从党的高层领导，到军队、共青团、职工会、科学界、文化艺术界、经济界……各行各业，尤其是其中的优秀分子，许多都遭到了镇压。譬如，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的秘密报告中指出，被称为“胜利者的大会”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37年举行）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83名被逮捕和枪毙，出席这次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被逮捕，其中许多人随后被杀掉。30年代末，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斯大林对军队干部的清洗更是惊人。据苏联方面统计的数字：5个元帅中3个被杀，5个一级集团军司令员中3个被杀，10个二级集团军司令员全部被杀，57个军长中50个被杀，186个师长中154个被杀，16个一级和二级集团军政治委员全部被杀，28个军政委中25个被杀，64个师政委中58个被杀，456个上校中401个被杀。（《苏联大清洗内幕》陈启能等著）

在斯大林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的普通老百姓心中斯大林已不是人，而是神。人民已失去基本的“思考能力”。这使我想起了钱锺书先生的《围城》里的方鸿渐的话：“现代的愚民政策是只许人民受某一种教育。”

思想统治是可怕的！

上辈子的我是一条狗

---玉兰属狗

文/孤笑

(献给我的爱人玉兰)

上辈子的上辈子的上辈子的我

是一头牛

注定今生的我要勤劳

上辈子的上辈子的我

是一头驴

注定今生的我要倔强

上辈子的我

是一条狗

注定今生的你属于我!

                             民主，我们的民主

    前几天在凤凰卫视看到李傲大骂民主台湾的民主，说台湾的民主是假民主。他说的头头是道，我也觉得有道理。但我想到的是我们大陆的民主，在我看来我们大陆的民主还不如台湾的“假民主”。在台湾，人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投票选举自己的总统，而我们只能直接选举自己的村主任！而选举国家主席，是人民超级间接选举出来的！

   在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里，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仅仅是由几千人来决定。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可能有人会说这是我们的国情决定！也许是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当代，很多人为了自己的钱袋无暇顾及此事。

    前几年,我们村要架自来自来水,村民勒紧裤带,人均投资200元,也许200元在某些人眼中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一个偏远落后贫穷的小山村来说,已经不是一笔小数目!可恨的是我们的村长竟伙同当时的乡领导来对我们的水管玩了"手脚",乡内父老皆知!我村之民也大为愤怒!更可恨的是,其中的一位副乡长,在后来的乡人大会上被选举为乡长,而且是全票通过,没有一张反对票!听说那次选举就是受组织意图控制的!知道这件事的人都会问:你们村不是有乡人大代表参加选举吗?我也是这么问!或许是一听到要"维护组织意图"便不顾良知了!!!!!

  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文/孤笑

人生是从生到死的一个绝对运动且不可逆的过程。它包含两种生命运动：一种是生物生命运动，另一种是精神生命运动。其中生物生命运动是精神生命运动的基础，精神生命运动是在生物生命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它们共同的运动过程中。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命运是存在的，如果用一个三维直角坐标系来表示社会环境、生命时间、人生事件，则人的命运曲线可如下图那样表示命运曲线上的每一点对应着人生中的某一件事。曲线是说明人生中还有许多偶然因素。

   世界是无序的，混沌的！就拿物质的物理运动来讲，当物体的体积和质量足够小的前况下，它的运动是无序的。宇宙是无限的，而构成无限大的宇宙却是无限小的微粒！

    由于宇宙是无限的，无法从整体来观测宇宙。因此，我们从实践中获得的规律具有片面性！

    我相信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是运动的。世界是物质的。

 我相信相对论，但我不相信绝对相对主义！

一只狗的感叹

文/孤笑

有一只过着与人一样富裕生活的狗，

它经常与主人同桌进餐。

吃腻了山珍海味。

有一天

在一个乡下，

它发现一条长约2.5金黄色的屎，

是屎的气味把它从很远处就吸引过来。

它生平第一次闻到如此的香味，

当把那条金黄的屎吃在嘴里的时候，

它不禁感叹：

这才是人间的美味呀！

完整的人

文/孤笑

一个完整的人应该包括两个部分：

身体和思想。

思想是身体的灵魂！

所以

没有思想的人就是行尸走肉!

然而

有些人用肉体的欲望作为精神的主宰,

有些人采用有毒的精神来左右自己的肉体,

他们都不是自己的主人!

唯有吸取有益的思想来创造自己的思想,

这样我们才会是自己的主人!

论五四运动的精神

文/孤笑

摘要：五四运动的精神主要包括爱国主义精神、科学民主精神、创造精神、奋斗精神。本文主要从这四个方面去论述五四运动的精神，爱国主义精神是五四精神的本质，科学民主精神、创造精神、奋斗精神是五四精神的主体。

关键词：四运动的精神；五四的介定；爱国主义精神；科学民主精神；创造精神；奋斗精神。

一、五四的界定。

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长期是以封建经济为基础的君主专制国家。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清政府屈服，订立不平等条约。以后，在1856年到1860年英法联军对中国的战争、1884年到1886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到1895年的中日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战争中，外国侵略军又多次侵入中国领土，其中两次占领中国的首都。1904年到1905年，日本同俄国又为争夺在中国的权益，在中国的国土上进行战争。几十年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不断加强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侵略，它们强迫中国割地、赔款，订立许多不平等条约，取得在中国的许多特权，使在中国的外国人和外国企业、社团几乎完全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它们在中国领土上设立由它们管理的港口、“租界”，并划分势力范围。他们的海军、陆军能够进入和驻扎在中国的领海、领土。它们控制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中国政治和军事的实权。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都参与了对中国的掠夺。这对本来就受封建阶级残酷压迫的中国人民来说真是雪上加霜。只是由于外国侵略者之间存在争夺中国的矛盾，特别是由于中国人民对侵略者进行英勇的斗争，中国才没有灭亡。在这样背景下许多中国的有识之士起来探索救中国的道路并实践之。1911年，中国爆发了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次革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大地上树起了民主共和的旗帜，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和民主要求。从此民主和共和的思想流传广远，人们对革命的继续追求也绵延不绝。但是辛亥革命没能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袁世凯在篡夺辛亥革命果实以后，建立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袁世凯对内残酷镇压革命民主势力，逐步建立独裁统治；对外投靠帝国主义，接受了“二十一条”。袁世凯死后，列强各自寻找和扶植一派军阀，充当自己的工具。北洋军阀分裂成几个派系，分别投靠不同的帝国主义。中国出现了军阀纷争的混乱局面。在军阀统治下，广大人民毫无民主权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军阀之间的连年混战更给整个中国社会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无穷的灾难。一时间，封建复古思想和尊孔活动充斥着全社会，似乎一切还是封建时代好。这种腐朽的思想毒害着人们的灵魂，束缚着人们精神上的解放。

1915年，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创刊第一卷名为《青年杂志》）的出版为标志，逐渐兴起了一场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向封建传统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要求民主，反对封建旧礼教、旧道德，反对君主专制和军阀政治；宣传科学，反对盲从迷信，反对偶像崇拜；主张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反对旧文学和文言文、八股教条。

新文化运动以磅礴的气势给了封建的专制主义、封建的伦理道德、封建的迷信和愚昧以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大力宣传了民主和科学，在思想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极大地破除了封建主义的束缚，这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这个思想解放的潮流，促使人们加紧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从而为中国的先进分子迅速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并为后来的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动作了思想准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是“战胜国”。但在巴黎和会上，并未将原先由德国侵占的胶东半岛租界特权归还拥有一战战胜国身份的中国，而是通过《凡尔塞和约》将其转让给日本，并拒绝讨论二十一条。这一远低于中国预期的消息经由梁启超电报给国内后，激起了国人的极大愤慨，引发了北京的青年学生于1919年5月4日自发地走上街头，进行强烈的抗议，他们提出“外挣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口号，一致主张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要求惩办北洋军阀政府的三个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示威群众不顾军警的阻挠，游行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痛打正在曹宅内的章宗祥，放火烧毁曹的住宅。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镇压，逮捕示威群众32人。5月5日，北京学生宣布罢课，号召营救被捕学生。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5月19日北京学生再次宣布罢课。学生们组织“十人团”向群众演讲，发行《五七日刊》，扩大爱国宣传，并积极从事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组织护鲁义勇军等活动，继续坚持斗争。6月3日有170多名学生被捕，第二天又有700多名学生被捕。但是学生们并未屈服。第三天，上街演讲的学生多达5000余人。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6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後约有六、七万人。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6月11日，陈独秀、高一涵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这样，运动突破了学生、知识分子的范围，形成了以工人为主力、有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爱国运动。面对强大压力，北洋军阀政府把曹、陆、章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同时也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取得胜利。

五四爱国运动的胜利，显示了人民群众联合斗争的伟大力量，并促进了各界群众的进一步联合。五四爱国运动是近代中国史上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市民兴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卖国贼饿全国规模的群众性革命斗争。尽管当时还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但斗争的目标是反对西方列强制定的巴黎和约，所以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群众运动遍及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

1919年5月到6月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民的 觉悟和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以后。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两年间，新的思想运动和新的群众运动是这次爱国运动的延续。而新文化运动为这次爱国运动的发动作了思想准备，所以新文化运动可以看作是这次运动一部分。所以五四运动应该包括从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这个时期。

1999年5月1日至3日,北京大学为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召开了以“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以及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共120多人。

这次研讨会中，在讨论到五四精神的时，比较多的学者认为,五四时期提出的“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使得她与历史上的一切爱国运动区分开来,成为中国爱国救亡运动的新的精神旗帜。邹兆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对形成五四时期爱国精神的社会心理机制进行分析后认为,五四青年的爱国精神不是简单的政治概念,也不是盲目的民族主义,而是特殊条件下的社会心理。因此在情况类似的条件下,这种精神会一再表现出来。许全兴(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认为,广义五四精神可概括为爱国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创造精神和奋斗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本质的东西就在于一个“新”字,创造精神构成了整个五四精神的灵魂。彭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提出,“民主、科学是常新的历史话题。20世纪的旧中国有两大问题:一是社会制度的落后,一是科学技术的欠缺。这两大问题互为因果,制约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家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并且为之奋斗,切中时弊。”丁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分析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主张后指出,他们提倡的是人本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冲破纲常名教的束缚,发现自我价值。因而可以说,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使人现代化,把人从愚昧状态中解放出来。郭德宏(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认为,“五四精神的内涵非常丰富,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进行概括,如爱国主义、民主与科学、解放思想、不断创新、勇于探索、敢于变革、追求真理、理性精神、反帝反封建等等,而所有这些,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金耀基(香港中文大学)认为,五四的爱国政治运动代表了民族、国家“集体”求解放、求自由、求独立的一种需要与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则反映了“个体”求自由、解放的需求和精神。也有学者认为,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是反封建,是批判。但王元化(上海市委宣传部)、周策纵(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等学者提醒人们注意,“封建”一词不能滥用,秦始皇以后的中央集权的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和西方社会的“封建制度”是不一样的。

笔者认为五四运动的精神主要包括爱国主义精神、科学民主精神、创造精神、奋斗精神。爱国主义精神是五四精神的本质，科学民主精神、创造精神、奋斗精神是五四精神的主体。

二、五四运动的爱国精神。

在讨论五四运动的精神时，应该首推爱国主义精神。因为五四运动从本质上讲，它是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是五四运动爆发一个重要因素，即五四运动的原动力就是爱国主义精神。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的讲话指出：“五四运动的精神，最根本的就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1所以，五四运动的精神的本质是爱国主义精神。

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精神首先体现在近代知识分子胸怀祖国忧国忧民。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对祖国的命运充满着忧患意识，积极地参与国事，并且勇敢地进行探索。他们不断地学习与借鉴，批判与否定，比较与选择，最后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

其次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的爱国是继承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爱国。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2确实如此，屈原看到国家没有希望而悲愤沉江自杀，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岳飞的精忠报国，陆游的“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文天祥的“人身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一直到近代无数爱国的仁人志士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者的统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他们的呐喊与抗争，是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忧患、悲愤和抗争的写照。的确，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再次，五四运动爱国主义精神在着一时期的知识青年表现的尤为突出。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数十万英勇地出现在运动的前头，成为运动的先导。例如，学生们组织“十人团”向群众演讲，发行《五七日刊》，扩大爱国宣传，并积极从事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组织护鲁义勇军等活动，继续坚持斗争。6月3日有170多名学生被捕，第二天又有700多名学生被捕。但是学生们并未屈服。第三天，上街演讲的学生多达5000余人。

最后，五四运动爱国主义精神在当时渗透到中国人民群众心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专著《五四运动史》作者彭明认为，五四运动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激情，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从6月10日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到6月28日拒签和约，都是爱国群众运动的结果。而且，北京的五四先驱们和上海的爱国群众进一步提出了对北京军阀政权予以“根本之改造”、“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广泛程度是前所未有，例如在1919年5月3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在报上发表，全国群情激昂，人们的悲愤再也不能抑止下去，晚上，北大法科大礼堂挤满了学生。听到演讲者讲述中国在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情形，都捶胸顿足，愤慨万分。有一个北大学生，当场咬破中指，撕破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悬挂在会场的台前，表示爱国的决心。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6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後约有六、七万人。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三、五四运动的科学民主精神及它的现实启示。

科学民主精神，是五四运动的精神的主体。也是区别与中国以往任何的一种精神，对于几千年封建专制的中国来说这是一种崭新的思想。

民主是新文化运动的进步人士所向往和为之奋斗的政治原则和制度。他们深感传统中国专制主义为害之烈，因而主张用民主来打破封建专制的恶性循环。晚清中国在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坚船利炮之下显得不堪一击，维新派竭力鼓动朝廷效法日本实行维新变革。但戊戌百日维新被以慈禧为首的清朝腐朽反动的后党残酷地镇压下去，也似乎彻底挫伤了上层社会革新派精英的锐气，面对更年轻和贴近市民社会的孙中山等革命派，他们转向保守。辛亥革命打破了旧的封建专制权威，却没有在短时期内形成民主政权的新秩序和权威，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混乱和道德沉沦。这也给那些保守派以新的口实。他们力图恢复旧秩序，依靠皇权来进行君主立宪式的开明专制。相比之下，新文化知识分子没有被社会的乱像所吓倒，而是积极进取，大胆前行。他们请来德先生，认为民主才是解决中国政治体制痼疾的法宝之一；并向中国两千年官方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冲击。20世纪初广大知识分子为了拯救垂危的民族而发出的惊天动地的呐喊久久地回响，至今仍然令我们惊叹不已。

直到今天，这项建立民主政治的任务仍然还有待国人的努力。我们已经认识到，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外，还需要政治文明作为其保证，而其核心内容即是民主政治。就本来意义而言，民主是指多数人的统治，或叫人民的统治，即最终的政治决定权不依赖于个别人或少数人，而是特定人群或人民全体的多数。在古代希腊的共和国，民主是贵族与自由民中多数议决的体制。就形式而言，民主分为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前者是指多数直接参与政治决定的制度，后者则是公民通过自己的代表进行决策的制度。由此而看一些特定的描述。“自由民主”在西方政治词汇中指的是这样一种政治体制，它赋予个人权利以特别的宪法保护，以防止以多数人的名义进行的侵犯；“社会民主”描述的是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它在通常意义上的自由权利之外，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集体行动以创造社会和经济平等。

坚持科学理性精神，是五四精神遗产的又一重要内容。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怀着社会功利主义的目的，急于救治中国的贫病软弱的可怜状况，因而坚决地诉诸科学技术和科学精神，要求把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理论、技巧和方法迅速地移植中国政治界、知识界和一切文化领域，普及到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用科学理性来改变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思考习惯。

与此相对照，我们需要反思过去几十年里在发扬科学理性方面的缺失。虽然在发展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投入了相当的人力和物力，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大地忽视了社会科学的发展，甚至在今天，社会科学受到重视和普及的程度也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约30年的时间里，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等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伪科学，禁止在学校内讲授有关的课程或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一些学有所长的专家学者被迫改行。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社会科学被设置了重重禁区，动辄被扣上种种大帽子。在长时期内，政治科学、领导科学、管理科学、行政学都被视如敝履，弃之不用。连科学机构的行政管理、科技政策等等与自然科学发展直接有关的管理科学也被忽视，其结果是科学发展本身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忽视社会科学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大量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浪费，大批劳动力和智力投资未能得到应有的收益。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没有遵从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办事，而是凭主观热情，有时甚至是唯意志主义盛行，全然不顾客观现实。君不见在那违背客观规律，争取在三五年内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年代，唯意志主义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梦呓般的口号，曾经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我们的官方报纸杂志中、基层黑板报上，一时间成了干部群众的口头禅。人们目睹了那些完全违反客观规律和自然资源限度的痴人说梦式的浮夸。“吴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在这种唯意志主义的狂潮中，连一些颇有名望的科学家也在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内计算出了太阳光合作用所产生的能量，鼓吹什么亩产多少万斤粮食是可能的。于是全民族都头脑发昏起来，处处放卫星，时时出奇迹。科学的理性精神荡然无存，几亿人成了浮夸狂和唯意志主义者，以为几天或几年之内就可把中国建成千年盛世的人间天堂。今天，我们尽管已经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20多年了，但仍有不少干部喜欢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和形式主义，利用自己对于舆论界的优势大搞浮夸或变相浮夸，大量靠向群众强行摊派而搞起来的质量低劣、涉及众多官员腐败的“献礼工程”、“政绩工程”便是明证。

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热切地希望把科学的理性精神用于治国和社会管理。从这方面来看，我们也仍然有许多事情需要做。决策的科学化和理性化是首要的任务。外行主观主义地领导内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持续了数十年，导致许多重大决策失误和资源的巨大浪费。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干部队伍的知识化和专业化，我们在决策方面的主观随意性有所减少，但长官意志和违反实际的决策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白白地浪费社会资源。科学技术专家在各级行政机构决策中的作用仍然有限，一些改革措施和公共工程项目仍然是在未经专家充分的可行性论证、广泛征求社会有关人士意见和多方辩论的情况下仓促上马的，因而在启动之后，朝令夕改，没有固定的目标，过度频繁地修改计划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一些党政机关领导仍然习惯于指手划脚做决定的土办法，凭感觉、印象、直觉和个人的有限经验制订政策，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正确意见往往受到压制，因而挫伤了他们参与决策的积极性。人们所戏称的“拍脑袋、拍胸脯、拍屁股”的“三拍”决策方式，在今天仍然并不罕见，导致大量严重浪费和低质量的工程。一些进入政府领导机构的科学技术专家，由于政治体制上的官僚主义习气的影响，也渐渐地染上了只凭长官主观意志，听不得不同意见，不尊重其他专业人士的恶习。这就使得干部的知识化与决策的完全科学化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

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是些高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新青年》杂志的带动下，全国大量进步报刊广泛地传播新思想、新文化。那是中国文化学术界群星灿烂、百家争鸣的辉煌年代，各种主义、思想此起彼伏，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乃至保守主义等等思想都各显身手，互有争论。世界一流的哲学大师罗素和杜威能够在中国巡回讲学十多个月，更显出当时思想开放的程度。这是利用了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后，中央专制权力出现真空，地方权力未稳，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力较弱的有利条件。尽管当局也逮捕了游行示威的学生，但在全国的抗议下却未能压制住运动的深入开展，而且新文化运动如从1915年算起，前后持续了好几年时间，促进了国人思想的大解放。

新文化运动中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坚持个性解放，鼓励思想创新。胡适特别强调发扬人的个性的重要性，提请人们注意社会对个人的摧残，包括个人与世俗之间那种人为的迷信所导致的无数压制个性的“公论”：一切维新革命都是少数人发起的，都是大多数人所极力反对的。大多数人总是守旧麻木不仁的，只有极少数人，有时只有一个人，不满意于社会的现状，要想维新和革命。而大多数便把这种理想家当作大逆不道，因而以大多数的专制威权去压制少数理想志士，不许他们开口，限制其行动自由。故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胡适强调个体性的重要性，认为其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3为了保障人的个性和思想创新性，有必要克服将改造个人与改造社会截然两分的倾向，因为“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须从改造这些造成社会，造成个人的种种势力做起。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4

并非所有的新文化理论家都坚持这种立场。一些人在救国主义的口号下，以寻找万应的“主义”为己任，却多少忽视了确立并持久地维护一种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社会环境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思想大解放开始，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往往陷入了一味地追求新奇的主义，却未认真研究其具体内容，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人们不可能完全不谈主义，但也不可只沉湎于主义。不去认真具体地研究解决中国现存的众多实际问题，而只是高谈主义，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找到了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胡适对此深恶痛绝。但他也并不是完全反对主义的研究，特别是在有人对此产生了误解以后，他指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5

新文化运动是解放个性的启蒙运动，个人话语曾经得到较充分的表现，但在救国主义和传统深层思维的限制之下，个人话语渐渐被淹没在集体话语体系中，或者被重新建立起来的新文化霸权所取代。少数独立思考的人出来批评现状，表示不满，提出改革的方案，但却被多数人当作大逆不道。此后当社会危机来临时，人们终于发现了这些少数人的先见之明，于是原先的“谬误”发展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但新的掌权者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便又开始以多数人的意志为幌子压制新的少数创新者，如此循环往复。这种恶循环难道不值得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深深地思索吗？特别是在经济市场化和社会高度功利化的今天，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知识分子大多成为“创收”的庸禄之辈，无心于自己社会批判和标新立异的天职，鲜见有人认真地思索中国社会改造的长远计划、根本方略和具体方案，并致力于重建失落了的人文精神和真正的科学精神，对此，新文化运动的大师们如九泉有知，也决不会含笑的。

当然，我们不应将后来片面发展的责任完全归结为新文化运动。因为就在新文化运动大本营的北京大学，也曾经由蔡元培主创了“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自由的大环境。曾经担任过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认真总结了欧美乃至日本教育现代化的经验，在1916年底接任北京大学教务长时，便决心使之成为各种学术思想自由发展之地。他迅速将陈独秀、胡适等人聘请于北大，甚至主动让《新青年》杂志也迁至该校，但并不是只接纳革新派人物，也让国学派、保守派等各派代表人物在北大讲坛上平等地竞争，真正使之成为不同思想流派自由竞争、百花齐放的学术繁华之地。那时的北大教授不是政治和权势者的奴隶，而是经常通过自己的口和笔影响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进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便是北大陈独秀、李大钊教授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非常可惜，北大的这一思想自由的传统却在此后中国政治的残酷斗争下渐趋暗淡，风光不再。这固然是因为新的权势者为了自身的准独裁统治而强求“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主宰，但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人物没有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将宽容异己、平等竞争、解放个性的自由主义的立场确立为学界的根本准则，使思想学术与政治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一些头面人物先后成为政治当权者的摆设、陪衬、辩护士或吹鼓手，或者自身即卷入激烈的政治权力之争，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思想自由和创新的缺失，不仅对于学术界，而且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民主化、建立法治国家和人权保障事业，都是一种损失或不幸。直到近二十余年，我们在经过了无数次人治的随意统治的沉痛教训以后，才决心以法治代替人治，终于把建立法治国、尊重并保障人权写进了今天的宪法，并且签署了联合国的人权公约，这可以说是一种迟到的可喜的进步。自由民主主义的基础是尊重个人权利，法治国、政治民主最终都落实到人的权利这一点上，否则便缺乏逻辑的一致性。一个社会不必以个人主义为根本的价值取向，但在社会体制层面，尊重人的权利已经成为超国界的普遍的国际准则。市场经济的基础是进行平等交换的公民权利，我国只是在市场经济的改革以后才开始日益尊重人权，正在深入开展的法治化进程都是为了捍卫公民的权利。

四、五四运动的创造精神。

也许有人会说，把创造纳人五四精神是不是有点牵强。其实一点也不牵强，完全符号历史真实。不惟如此，从1915年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本质的东西就在于一个“新”字，时时创新，时时前进。创造是五四精神的灵魂。五四的爱国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奋斗精神若失去了创造精神，那就失去灵魂。我们只要读读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青年派的文章，就能强烈地感受到一股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气息扑面而来，就会被他们带着炽热感情的文字鼓动得热血沸腾，奋不顾身地去创造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新国家、新社会。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一文中说：“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如水之逝，如矢之行，时时相续，时时变易。”“盖人类生活之特色，乃在创造文明耳。”6他指出，现在世界之变动，月异而岁不同，人类历史发展之速度，愈演愈疾。新青年的职责就在于认清时代的发展，努力创造新国家、新社会、新民族。在这方面李大钊也有许多精彩的论述。他说：“盖文明云者，即人类本其民彝改易环境，而能战胜自然之度也。文明之人，务使环境听命于我，不使其我奴隶于环境。太上创造，其次改造，其次顺应而矣。”7他一再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创造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他在1919年写的新年祝辞《新纪元》中说：“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生活。”“人类的生活，必须时时刻刻拿最大的努力，向最高的理想扩张传衍，流转无穷，把那陈旧的组织、腐滞的机能一一扫荡摧清，另开一种新局面。这样进行的发轫，才能配称新纪元。”8受时代精神的熏陶，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热切地盼望“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9虽然那时先进的人们对新思想、新社会的认识是模糊的，也很不一致。但他们追求创造新思想、新生活、新世界的愿望是强烈的、真诚的。